女性與健康

立法院衛環委員會今（16）日審查《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上午九時許，經表決通過變更議程，涉及代理孕母的議題，因社會共識不足、爭議仍大，相關條文及修正動議本次會議不予審查，確定將代理孕母議題與《人工生殖法》修法脫鉤處理。   今日審查於確定代理孕母議題脫鉤後，進行逐條審查，共完成12條條文的審議，其中包含單身女性、女同志伴侶適用人工生殖、人工生殖機構管理，以及將行之有年的社會性凍卵納入管理。就在審查逐步進行之際，從上午即參與審查的民眾黨立委於下午1點15分左右，集體離開衛環委員會會場，1點30分過後，召委林月琴立委突然宣布本日會議結束，《人工生殖法》修正案將擇期再審。原訂進行至下午5點的會議，提前結束，令正在觀看立法院審查實況的婦女團體與民眾十分錯愕及不解，同時也對修法進展感到憂心！   日前婦女團體共同呼籲，《人工生殖法》修法應與代理孕母分開討論，避免高度爭議的議題再次延宕整體修法。欣見今日衛環委員會回應婦女團體的訴求，先行審議擴大人工生殖技術適用對象等社會共識高的議題，這是此次審查的重要進展。 因此，台灣女人連線與婦女新知基金會共同呼籲，脫鉤之後，《人工生殖法》修正案雖然版本較多，但無論行政院版或立法委員所提版本，條文共識度極高，立法院朝野立委應儘速繼續審議，完成三讀，不應再因特定黨團或政治人物堅持納入尚無共識的代理孕母議題，而繼續延宕《人工生殖法》的修法進度！        

7月13日晚間，台灣女人連線與來自日本、南韓、印度、澳洲及法國的反代孕團體及倡議者舉行國際線上會議，分享各國代孕議題近期發展與面臨的挑戰，並討論未來跨國合作的策略。 來自日本Japan Coalition Against Surrogacy的Yoshie Yanagihara表示，日本目前沒有明確禁止或允許代孕的法律規範。然而，自2003年起，日本生殖醫學界因擔心代孕可能延伸的問題，而採取自我規範，也因此目前日本國內幾乎沒有代孕執行的案例。不過，部分日本民眾仍會選擇前往海外尋求跨國代孕服務。   來自南韓Women's Rights Plus Korea的Jihye Kuk分享，目前南韓在法律上嚴格禁止代孕，近期也沒有相關修法提案或是代孕實際案例。不過，Women's Rights Plus Korea依然持續向民眾倡議代孕議題的爭議與風險。   印度學者Sheela Suryanarayanan介紹，印度自2021年起正式禁止商業代孕，且僅允許印度籍不孕異性夫婦申請代孕。然而，在邊境地區仍存在地下非法代孕，且涉及代孕集團與人口販賣的問題。在媒體報導長期偏頗的情況下，Sheela努力籌辦代孕學術研討會，持續倡議全面禁止代孕。   澳洲Abolish Surrogacy Australia的代表Catherine Lynch分享，澳洲目前實施的是利他代孕制度，不允許商業代孕。然而，澳洲的法律改革委員會（Law Reform Commission）近期正在考慮引入「補償性代孕」，允許代理孕母獲得合理的「補償金」。Catherine認為，這其實是在模糊利他代孕與商業代孕的界線，可能成為商業代孕合法化的前奏。   來自法國、國際廢除代孕聯盟（INTERNATIONAL COALITION FOR THE ABOLITION OF SURROGATE MOTHERHOOD, ICASM）的 MARIE JOSÈPHE DEVILLERS 表示，法國現在具有嚴格的禁止代孕法律。但是，國內仍有支持代孕的勢力，相關法律正面臨挑戰。   會議中，台灣女人連線常務理事黃淑英也分享，台灣爭議超過三十年的代孕議題，目前再度將代孕納入《人工生殖法》的修法討論，相關法案預計於7月16日（本週四）在立法院審查。台灣女人連線將持續關注修法進程，反對將代孕制度納入《人工生殖法》修法之中。   會議最後，與會者一致認為，面對各國代孕的困境與跨國代孕產業的快速發展，各國反代孕組織與倡議者更需要持續建立合作網絡、分享資訊與行動經驗。大家也期待未來能邀請更多國家的反代孕倡議者加入，並研擬共同聲明，或開亞洲反代孕會議，持續向國際社會表達反對代孕的立場。      

明天，《人工生殖法》將再次進入立法院委員會審查，這不只是《人工生殖法》的修法，更可能在當前立院無法充分討論的環境下，倉促決定台灣是否建立代理孕母制度。   《人工生殖法》施行近二十年，人工生殖技術、生殖醫療模式與社會需求都已大幅改變，相關管理制度早該修正。然而，過去討論《人工生殖法》修法，代理孕母幾乎都一併納入討論。由於代理孕母始終難以形成共識，也使整部法律的修正一再拖延。   例如，《人工生殖法》至今仍允許女性一次最多可植入四個胚胎，但國際早已朝向降低胚胎植入數，以減少多胞胎妊娠及孕產風險，醫療實務也早已朝此方向調整。此外，近年縣市政府紛紛推出凍卵補助，衛福部亦提高人工生殖補助，接受生殖醫療的人數持續增加，提供服務的醫療機構也日益增加，但胚胎與生殖細胞保存、實驗室品質及機構管理規範卻未同步更新。國外曾發生生殖中心設備故障，導致大量冷凍卵子與胚胎毀損，引發求償爭議。若類似事件發生在台灣，二十年前制定的法律，是否足以保障今天的使用者？   另一方面，單身女性及女性同婚配偶至今仍無法依法使用人工生殖技術，也使女性在生育時間不斷流逝的壓力下，難以完成生育規劃。這些需求迫在眉睫，不應因代理孕母議題一再延宕。   代理孕母是另一個層次的議題。它不是人工生殖技術適用對象的延伸，而是另一套全新的制度設計，涉及女性身體自主、契約關係、親權認定、兒童最佳利益、生殖市場等重大法律與倫理問題。台灣社會討論近二十年仍無共識，即使在代孕合法的國家也因應不斷浮現的問題持續調整法規，顯示這不是能夠倉促立法的制度。   令人擔憂的是，目前立法院不少重大法案，往往在委員會尚未充分討論的情況下，即進入政黨協商與後續立法程序，留給社會討論、專業審議與利害關係人參與的空間愈來愈有限。在這樣的立法環境下，代理孕母甚至曾被政治人物公開視為政黨協商與政治交換的籌碼。若連攸關女性、兒童與家庭制度的重大政策，都能成為政治交易的一部分，更凸顯目前公共討論品質的不足。   明天，除了關注《人工生殖法》是否完成修正，更值得社會關心的是，台灣將以什麼樣的民主程序與立法品質，決定一項攸關女性與下一代的重要制度。《人工生殖法》不能再因代理孕母而停滯，代理孕母制度也不該在欠缺充分社會討論下倉促上路。      

別再讓代孕爭議綁架《人工生殖法》修法！ 優先保障單身女性及女同志伴侶生育權！ 婦女團體聯合記者會新聞稿 2026.7.14 立法院將審查《人工生殖法》修法，此次修法方向主要是擴大人工生殖技術適用對象，部分修法版本並納入代理孕母制度。今天，我們再次站出來呼籲，人工生殖法修法應優先處理單身女性及女性同婚配偶使用人工生殖技術的權利，代理孕母制度則應另案討論，避免爭議延宕修法，讓迫切需求者持續錯過生育時機。 重要理由如下：   一、人工生殖技術和代孕屬不同範疇，應脫鉤處理 20多年來，「代理孕母」的討論常被包裹在《人工生殖法》的討論中，然而，《人工生殖法》規範的是生殖技術使用對象、程序及相關機構的管理等，「代理孕母」制度則涉及委託者、代孕母及代孕子女的權益，以及親子關係的建立等。將代孕議題置入《人工生殖法》修法討論中，是過於便宜行事的作法，不但增加修法複雜度，也使已有高度社會共識的人工生殖適用對象修正持續拖延，且顯然嚴重輕忽代孕議題對現行法制與價值觀的衝擊。   雖相較於一、二十年前社會的婚姻家庭經歷許多變遷，但人們對於代孕制度仍有諸多質疑，即便在世界各國也尚有爭論，民眾須有充分的時間進行瞭解、討論及評估，決定是否需要此制度，再往下走。   儘管現實中商業利益與政治角力經常是修法動力，但我們堅持代孕制度的推動不應是為了生殖商機，也不能成為民眾黨政客間私相授受的政治承諾，更不該是政黨間政治利益交換的籌碼。   二、破除傳宗接代框架，實踐女性生育自主 《人工生殖法》將單身女性及女性同婚配偶排除在適用對象之外，主要是過去社會觀念認定婚育的主要目的是為父系家族血脈傳承，並預設女性與小孩的生存須依附在父系家族之下，社會對非異性戀雙親育兒有很深的偏見及擔憂。然而，社會情勢與觀念已有大幅改變。   如今，政府推出的各項育兒政策亦支持多元家庭養育孩子的可能；台灣生育年齡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屢創新高，許多單身女性都有穩定的工作和經濟能力，也願意承擔養育孩子的責任，卻因為《人工生殖法》遲未修法，迫使這些女性「制度性不孕」；2019年台灣通過同婚專法，同志可以結婚，也可以收養小孩，女性同婚配偶卻仍被排除於人工生殖技術使用對象之外。仍維繫父系家族傳宗接代觀念的《人工生殖法》，顯然早已不合時宜，而開放單身女性及女性同婚配偶使用人工生殖，是爭議較少、修法技術相對單純的改革。   將牽涉複雜人權議題的代孕綁在人工生殖的修法中，不斷延宕，就是讓有意生育的單身女性，與2400多個女性同志家庭的權益，成為代理孕母爭議的人質。   三、政府鼓勵凍卵，卻不保障女性未來依法使用，形同欺騙！ 近幾年，在商業炒作及政府補助下，女性凍卵人數急遽成長。根據台灣生殖醫學會的數據，2019年至2021年未婚凍卵人數成長了85.6%，2025年凍卵者以35至39歲為主要年齡區間，約佔總人數4成。然而，根據現行法律，無論單身女性或女性同婚配偶，即便凍了卵，依然無法依法使用人工生殖技術完成生育，使得政府的補助政策形同欺騙。    凍卵女性投入許多時間與金錢，更承受打針、取卵等醫療程序帶來的身心負擔，只希望能保留未來生育機會。其中許多人更已超過35歲，正面對著時間的壓力。不斷地拖延修法，將使凍卵者錯失較佳的生育時機，也可能提高高齡妊娠相關風險。   我們再次呼籲，單身女性及女性同婚配偶使用人工生殖技術的權利，不應因代理孕母制度的爭議而持續遭到擱置。立法院與行政院應儘速完成《人工生殖法》修法，優先納入單身女性及女性同婚配偶，保障女性平等使用人工生殖醫療的權利；代理孕母制度則應另行展開充分社會討論與法制評估。    我們的訴求： * 「代理孕母」制度與《人工生殖法》應脫鉤處理，避免持續延宕修法，損害女性權益。 * 政府應盡快通過《人工生殖法》修法，將單身女性及女性同婚配偶納入適用對象，落實女性生育自主。    

台灣女人連線、婦女新知基金會 聯合記者會 憤怒！事後避孕藥管理新制忽視女人需求！ 新聞稿 事後避孕藥政策為何急轉彎？呼籲政府以女性需求為重！ 2026.7.2 衛生福利部(衛福部)於6月25日預告修正「藥事法第六條之一應建立追溯或追蹤系統之藥品類別」草案，擬將事後避孕藥納入藥品流向追蹤制度，我們對此表達憂慮與譴責！此舉恐進一步增加女性取得事後避孕藥的困難，尤其影響青少女、醫療資源缺乏地區的女性、經濟弱勢女性，以及遭受性暴力的女性等族群，削弱女性在面對非預期懷孕時的自主選擇能力。任何可能影響醫療可近性的政策，都應符合比例原則，提出充分證據證明其公共衛生效益大於可能造成的健康風險。   一、事後避孕藥是緊急避孕資源，攸關女性身體自主 事後避孕藥是在避孕失敗、非預期的性行為或遭受性暴力等情形時，用於降低非預期懷孕風險的重要措施之一，其藥效與時間高度相關，越早服用效果越好，通常建議於72小時內服用。因此，能否即時、便利且具隱私地取得藥物，是政策設計的重要核心。尤其對醫療資源不足的偏鄉地區、遭受性暴力者，以及需要緊急取得藥物的女性而言，任何額外限制都可能造成阻礙。   目前台灣事後避孕藥仍屬處方用藥，女性取得仍受到就醫時間、醫療資源分布及處方制度等限制。近年來，婦女團體持續倡議將事後避孕藥改列為有衛教配套的指示用藥，使女性能更即時且合法地取得藥物。然而，在相關制度改革遲未推進之際，政府卻新增藥品追蹤制度，令人憂心此舉將提高女性取得藥物的門檻。   二、台灣民意及國際趨勢皆顯示，應降低取得門檻 台灣女人連線於2024年進行「事後避孕藥放寬為指示用藥」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超過六成五的民眾支持放寬管制，主要理由包括「方便即時取得」與「提高女性自主」。結果顯示，社會已逐步理解事後避孕藥作為緊急避孕資源的重要性，也期待制度朝向提升可近性的方向前進。然而，本次政策方向卻與民意背道而馳。   此外，國際趨勢亦朝向提高緊急避孕資源的可近性。日本自2023年起，推動事後避孕藥轉為指示用藥的試辦計畫與政策討論，並於今年開放民眾可直接於藥局取得；英國已全面於指定藥局提供免費事後避孕藥；法國則開放女性可於藥局免費、免處方取得；加拿大亦逐步將事後避孕藥納入免費項目。各國制度的共同方向皆為提升可近性、可負擔性，而非加強管制、為難女性。   三、涉及女性健康與人生的重要政策，應審慎評估 本次政策討論過程中，主管機關未充分說明管制措施對不同性別與不同社會處境之使用者可能造成的影響。亦即，尚未說明政策是否可能對青少女、性暴力被害人、偏鄉及弱勢等女性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任何涉及生育健康與身體自主的重要政策，不應以管理「非法販售」為由，便宜行事地採取流向監管制度。主管單位應將實際使用需求、健康權與性別平等納入核心的決策考量。事後避孕藥提供女性在面對避孕失敗或非預期情況時，保有對自己身體、健康及人生規劃的選擇權。   衛福部一邊研擬鬆綁事後避孕藥的可行性，一邊卻強化監管、提高取得門檻，形成政策上的矛盾，也忽略女性權益。 對此，我們要求： 一、衛福部說明事後避孕藥政策急轉彎─納入追溯追蹤制度的必要性與預期效益。 二、衛福部進行並公開政策的風險及性別影響評估。 三、衛福部及教育部積極推動校園及社會的健康教育、安全性行為教育與諮詢機制。  

自2022年以來，喬治亞的代孕產業快速發展，診所供不應求，甚至透過Instagram和TikTok等社群平台，招募來自中亞各地的女性投入代孕。牛津大學移民、政策與社會研究中心（COMPAS）的最新研究，以前所未見的視角揭露喬治亞跨國代孕市場得以持續運作的隱性情感控制機制。   研究指出，「仲介」（包含代理人、診所協調員，以及部份曾參與代孕的女性）扮演產業的關鍵角色，他們與法律制度、醫療體系並行運作，但卻長期在政策和公共討論中隱形。   除了安排代孕母親進入市場、協調契約內容、住宿、財務與跨國移動外，仲介體系也運用各種情感控制手段，使女性抵達目的地後難以自主安排生活，進一步影響其社交互動、日常生活，以及對法律和醫療規範的遵循。因此，中介機構對代孕母親的工作與生活條件以及健康和福祉擁有高度的影響力。   研究也發現，現行監管漏洞和有限的國家監督，使得中介機構能夠在道德和法律的灰色地帶運作，以滿足跨國委託客戶的需求，而代價往往是傷害移民代孕女性的權益。   主要研究結果包括： [1️⃣]社群媒體成為主要招募管道：受訪女性大多皆透過Instagram 與 TikTok等社群平台上投放的廣告接觸代孕產業，招募者包括診所、仲介機構和前代孕媽媽，他們在這些平台上招募潛在的代孕候選人。 [2️⃣]代孕母親成為招募者：約五分之一的代孕母親後續成為代理人，她們運用自身經驗招募更多女性加入。 [3️⃣]監視與不信任的生活環境：多數代孕母親被要求於孕期全程留在喬治亞，居住於診所安排的集體宿舍。部分診所與中介甚至以獎勵金鼓勵女性檢舉其他代孕母親的違規行為，形成同儕監視和彼此不信任的氛圍。 [4️⃣]財務控制和行動限制：代孕報酬採分階段支付，且與「是否配合規範」綁定，使經濟機制成為控制女性流動與行為的重要手段。   儘管喬治亞已成為重要的跨國代孕中心，但移民代孕母親的經驗，以及影響其流動與管理的基礎設施卻缺乏研究與記錄。這項研究也進一步引發人們思考：現有跨國代孕監管方式是否合理？在法律與倫理環境複雜的地區工作的移民代孕者，是否有獲得適切的保障？   牛津大學研究員Polina Vlasenko博士表示，隨著國際需求不斷增長，而喬治亞當地勞動市場逐漸縮減，導致代孕產業越來越依賴跨國招募的代孕者。   他進一步表示，喬治亞州的代孕中心運作的體系中，中介機構的角色遠不只是媒合代孕母親與診所。他們掌控代孕母親的情緒，約束著她們的行為，並監督著她們的集體生活。看見這些角色的重要性，有助於理解支撐跨國代孕產業的心理控制機制，以及照顧與控制之間複雜而模糊的界線。   該研究由牛津大學人類學家Polina Vlasenko博士撰寫，發表於《Mobilities》期刊。研究資料來自 2023 至 2024 年於哈薩克與喬治亞進行的民族誌田野調查，訪談對象超過 100 人，包含代孕母親、卵子捐贈者、醫療人員、仲介及委託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