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台灣女人連線常務理事 黃淑英
在代理孕母議題的論戰裡，支持者總以「生育權」與「身體自主權」包裝這項制度，認為只要雙方同意，女性的身體就可以成為契約標的。然而，這樣的論述刻意忽略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在不對等的經濟與性別權力結構中，所謂的「自願」，往往只是貧困與壓迫下的選擇，而「契約的知情同意」常成為委託者的避風港。
在日本，婦產科醫學會自2003年起即正式禁止會員參與代理孕母。這是對女性身體價值的最低限度尊重。懷孕與分娩從來不是中性的勞務行為，而是伴隨高風險的醫療歷程：妊娠高血壓、產後出血、憂鬱症，甚至死亡，都是真實存在的可能性。將這樣的風險制度化轉嫁給另一名女性，只為滿足他人「有自己血緣關係的小孩」，本質上就是以金錢交換女性健康與生命。
支持者常辯稱：「只要禁止商業化，採取利他型就可以避免將女人的身體物化的問題」。然而，現實是，利他與商業之間的界線極其脆弱。所謂的「無償利他」就是以「成本計費」，僅給予生活費、律師費、仲介費等，但事實上往往出現變相報酬；而一旦制度存在，市場與仲介勢必進場，將女性的生殖能力重新包裝為商品。歷史已反覆證明，女性身體一旦進入市場邏輯，保護條款終將敗給利潤誘因。
代理孕母制度要求女性在經歷懷胎十月、建立生理與心理連結後，必須「依約交付」嬰兒，否則可能承擔違約責任。這不只是對情感的強行切割，更是對女性作為母親之人格尊嚴的否定。代孕不應被拆解為子宮功能的租賃服務。
更令人不安的是，代理孕母制度往往鎖定社會中最弱勢的女性。無論在亞洲或歐美，大量案例顯示代理孕母多來自經濟困難階層、單親家庭或移民女性。她們並非真正「自由選擇」，而是在租金、醫療費、子女教育費的壓力下，被迫釋出自己九個月的身體使用權。這不但是不平等的付出，更是結構性剝削。
有人說，拒絕代理孕母是剝奪不孕者的權利。然而，沒有任何人的「成為父母之權」可以建立在他人身體受傷害的基礎上。社會若真要回應不孕家庭的渴望，應投入更多資源於收養制度改革、育兒支持、與去污名化的家庭多元政策，而不是創造一個新的女性犧牲階層。
2025年初，日本國會已有提出包含「明文禁止代理孕母」條款的人工生殖相關法案。7月，聯合國有關代孕的報告指出，代理孕母的實務具有對婦女與兒童的剝削與暴力特性，其將女性身體商品化與物化，強化父權規範，並使代理孕母及兒童暴露於嚴重的人權侵害之中。報告建議，在國際層面採取措施，逐步消除所有形式的代理孕母制度。在全面禁止之前，各國須採取行動防止持續傷害，並加強對涉入代理孕母安排之婦女與兒童權利的保護。
台灣是一個尊重人權的社會，不應讓代孕合法，深化父權制度最古老的壓迫形式：傳宗接代。
★本文刊登於自由時報自由廣場〈代理孕母不是選擇權 是制度化的身體剝削〉(2026.01.16)，此為投書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