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的病例和死亡數每天都在大量增加，在這樣前所未有且快速變化又緊急的情況下，其實面對著許多倫理的議題：我們願意放棄多少個人自由及隱私來遏制流行病？如何分配有限或匱乏的資源？如何在適當監督下，快速地研發疫苗和藥物？如何在保護弱勢群體的同時做到這些？這是全球政府、衛生工作者和公眾面臨直接而廣泛的道德挑戰。
在緊急時期，必須迅速做出應對及決定，政府可能試圖中止或放棄民主的制衡機制。但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需要細膩的倫理對話。
準備放棄哪些個人自由及隱私？
防止疾病傳播的一個重大挑戰是，如何平衡個人自由及隱私。例如：個人自由以及選擇或拒絕醫療的權利等。
我們已經看到一些令人不安的發展：中國武漢拘留在街道行走的人民或將其拖離家園；澳洲宣布了立法計畫，允許拘留或隔離對公共安全構成威脅的人們；在台灣，在某些城市市長自行宣布禁止高中職以下師生出國的規定。
日前，台灣立法院通過立法，授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如此空白的授權，是否缺乏倫理及法治考量？
我們究竟準備放棄多少個人自由及隱私來支持公共衛生的需求？
如何分配有限的資源？
隨著全球病例數的增加，物資、設施及醫護人員的需求將迅速超過既有的資源？藥品、加護治療、個人防護設備、研究經費等，以及民生物資，如何做最佳地分配，將是一個艱難的選擇。
我們必須決定，誰在哪裡得到治療、誰可以使用稀有藥物或技術、衛生專業人員和緊急服務是為誰的利益及如何來派用，以及如何配給食物、防護服和其他物品。
當義大利以「戰時」原則處理醫療資源的使用時，「務實」是否凌越對於「弱勢的保護」？英國為何可以決定採取「物競天擇」的放任政策？而台灣政府「口罩實名制」及其「2.0」的配給方式是否可以成為全球的借鏡？
如何快速又安全地開發新藥？
新病毒大流行時，亟需疫苗及治療藥物的研發。但是如何在藥物的未知風險與快速抑制病毒傳染的需求之間取得平衡？
在加快新療法的研發時，如何確保對臨床試驗進行足夠的監督？可以縮短應有試驗的時間或減少受試者的人數嗎？是否可以接受生物技術公司跳過常規研發流程中安全測試的動物試驗而直接進入人體試驗？當試驗風險更高，但有效性達70%時，可以讓受試者和患者承受較高的風險？
在疫情及恐慌流竄之際，我們需要努力維護相互尊重、負責、公平和關懷社會弱勢群體的道德價值觀，而以當前的艱難和緊迫，這可能是困難的。特別是在恐慌中，人們很容易輕忽或放棄某些價值。
這些問題都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案可以使所有人滿意。但是，至少我們可以開始談論這些問題，並且去直視最容易被放棄的那些價值，是否該如此輕率地被捨棄。